推轮椅、取号、代缴费……陪诊师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、独自就医的外地患者，被称为医院里的“临时家人”。但一直以来，陪诊师未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，行业也长期缺少全国性规范。 11月1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《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》（以下称《陪诊国标》）正式实施。这是陪诊行业首个国家标准，明确了服务边界和流程。行业智库陪诊有道创始人兼CEO张志援是该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《陪诊国标》是推荐性国家标准，也是业内的“最低标准”，不具有强制约束力，但为行业提供了基础性参考。自7月2日该标准发布以来，越来越多人才和资金涌入陪诊行业。 在上海、福建等地，老年患者就医需求较大，不少公立医院已推出官方陪诊服务。张志援介绍，随着行业逐渐成熟、《陪诊国标》落地，公立医院引入陪诊服务的速度正在加快。他预计，到今年年底，通过招标采购，开展陪诊服务的公立医院可能超过一百家。 10月29日，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内，陪诊师陪同一位老年患者就诊。摄影/本刊记者 孙厚铭 划定7条红线 《陪诊国标》明确，陪诊属于辅助性就医服务。经患者或其法定监护人同意，陪诊人员可以提供院内引导、预约检查、领取药品和报告等12项服务，也包括生活辅助和情感支持。 一位在北京从业多年的陪诊师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经过多年发展，陪诊师的工作主要包括三类：一是字面意义上的陪诊，全程陪同患者就医，提供情绪支持；二是取药、取报告等跑腿事务；三是代问诊，即在患者或家属无法到场时，替他们向医生提问、获取诊疗方案，这对陪诊师的要求最高，需提前了解患者病情，预判医生可能提出的问题。 与《陪诊国标》同期发布的解读材料中，市场监管总局提到，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达数百亿元。2014年以来，国内累计注册陪诊相关机构1048家，其中超七成成立于2022年后。 快速发展中，陪诊行业的风险也逐步显现。福建某公立三甲医院副院长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陪诊服务也给医院管理带来挑战。陪诊师没有统一着装，医院难以辨认其身份。行业的人员准入和收费标准不一，患者和陪诊师私下沟通、转账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往往难以举证和认定责任。而且患者交给陪诊师的身份证、医保卡和病历资料涉及个人信息，也存在隐私泄露风险。此外，一些从业者可能借陪诊之名，行黄牛之实，倒卖知名医院或专家的号源。 对于服务边界，《陪诊国标》列明了7条红线。陪诊师不得判读检查结果、参与医疗操作、提供医疗建议、代替患者或家属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、调整用药方案、隐瞒篡改或选择性传递关键医疗信息，以及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。 张志援介绍，过去，一些从业者并不清楚陪诊的服务边界，直到被医院或警方警告，才意识到自己越过红线从事黄牛业务。《陪诊国标》发布后，一些不足十人的小公司也开始参照标准规范服务，与黄牛行为划清界限。 张志援介绍，《陪诊国标》在确定服务边界时，争议较大的是代问诊。根据医疗规范，医生需要当面直接向患者了解情况，代问诊不符合规范，但这确实能减少患者往返医院的时间和费用，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和异地患者。因此，《陪诊国标》既未将代问诊纳入服务范围，也未明确禁止。 对于陪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，《陪诊国标》也没有详细划分责任主体。张志援介绍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有医院负责人希望明确，哪些情况应由陪诊师负责，哪些情况属于患者自身原因。但陪诊师难以全面掌握患者的健康状况。如果患者存在隐性疾病或在服务中突发急症，责任认定往往较为复杂。目前，业内通常要求陪诊师事前了解患者情况、评估风险，并记录服务过程，便于事后追溯。 推动公立医院入场 近年来，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也开始组建自己的陪诊师团队。上述公立医院副院长认为，《陪诊国标》为医院开展陪诊服务提供了参照，有助于降低医疗安全风险。 张志援介绍，公立医院提供的陪诊服务内容与社会机构大致相同，但价格普遍更低，管理要求也更严格。目前，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主要有三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医院自行组建团队。例如，10月11日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上线陪诊服务，由本院护士提供服务。张志援认为，护士具备专业知识，也熟悉本院情况，但这种模式能否复制，仍取决于医院的人力条件。 第二种是公益陪诊，由医院组织志愿者等力量，免费帮助有需要的患者。张志援认为，在陪诊需求相对有限的医疗机构，这种方式可以满足部分需求。第三种是通过招标引入第三方机构，明确陪诊价格和内容，由医院监督。张志援介绍，一些医院招标引入的陪诊项目经过几个月运营，已逐渐能够覆盖成本。“未来采用这种方式的医院会越来越多。”他说。 “有医院背书，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更具吸引力。”张志援认为，随着更多公立医院布局陪诊服务，承接基础、普惠的陪诊需求，也会倒逼陪诊市场转型升级，促使一些陪诊机构提高服务质量，为支付能力更强的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。 张志援认为，《陪诊国标》明确了陪诊服务的内容，随